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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年）的一天，众宰相和执政官员到政事堂商议新法。新提拔的参知政事王安石是个为人极其强硬的“吵架王”，会议才开始不久，王安石就和众人起了争执。只见王安石站起来怒视旁人，说出了一句狠话：“君辈，坐不读书耳！”直接藐视全场。意思就是，说了这么半天，结果你们是学识少，根本听不懂。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舌战群臣，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怵。监察御史里行张戬是大儒张载之弟，身负矫正错误、监察百官的职责，他上政事堂找王安石理论。二人争论中，张戬引经据典为自己立论。王安石则是讥笑地说：“安石却不会读书，贤却会读书！？”这句话里，没有一句粗话，而且还称张戬为“贤”，但话里话外全是讥讽之意。

王安石是真心觉得新法是未来之法，是有远见有益处的，是能展现圣人之道的，这些迂腐的反对派根本不懂，他们就是不学无术还食古不化。为此，他还专门告诫皇帝，“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听都听不懂，还理睬他们干什么。

“不读书”“没见识”“没学问”，在北宋这样崇尚文治的社会，对于那些经过科举考上来自诩博学的士大夫而言杀伤力极大。因为这些讥讽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又会让士大夫们处于应激反应中，显得狂躁不雅有失风度，更加陷入信任危机中。

《宋史》说王安石“强辩背理”“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朱熹说他“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北宋名臣赵抃说：“安石强辩自用。”虽然王安石在历史上口碑不一，但喜欢“强辩”似乎是大家对他较为一致的评价。这个评价既是一种行为描述，又是一种负面评价，这与王安石本人的个性关联至深，这也是他能在朝廷中获得权力的关键。这种古老的智识差别问题，在北宋时期决定着是否拥有政治优势。

王安石面对新法变革，无论是初期还是中后期一直都处在舆论的中心，大大小小无数争论都聚焦在王安石的身上，留下了无数史料和对话名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了素有“强辩”之名的王安石及其“变法”之上。用《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这本书重审史料中对王安石众口一词的评价——“强辩”，考察这场新法大辩论中两方政治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由此勾勒出一个有血肉、有生气的熙宁政治的独特面貌。也从“语言”和“辩”的角度重新描绘王安石的人物画像。

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王安石的自信正是他对自己智识的肯定以及坚信已掌握终极的真理。他深信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王安石自觉身处最高层，那些习以为常的庸人和流俗的学问他自然瞧不上。作者评价王安石是个强势理性主义者，还很有哲学家的气质。

王安石即使面对宋神宗，很多关键点也是寸步不让，甚至出言不逊。宋神宗怀疑免役法导致地方盗贼增多，王安石嘲讽：“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要百姓皆不为盗贼也！”宋神宗怀疑市易法草案中打击兼并商人的条文没必要，王安石就抗议：“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岂有天下主亦为孙家所为也？”大臣陈瓘骂他竟然将皇帝比喻成纸铺孙家，简直就是侮辱君父。王安石向宋神宗解释道，他有时不顾上下冒犯皇帝，这都是有感于帮助皇帝的责任。好在宋神宗宽容大度，朱熹就称“荆公之得神祖，可谓千载之一时矣”，王安石之所以能这样潇洒也仰赖于宋神宗对他的信任和宽容。

当然，宋神宗还有一点心理需求也被作者点了出来。

宋神宗可以说是两宋君主中最聪明的一个人，也是唯一以才辩自矜的人。朝堂上很多大臣经常被宋神宗的深入追问搞得大汗淋漓，给他讲儒家经典的侍从也经常被问得汗流浃背，宋神宗对于逻辑、事实、修辞等细节格外挑剔。对于那些话都说不清楚，没有想法，水平低的臣下，他则是毫无耐心，当场痛斥不留情面。他对那些头脑敏捷、口齿伶俐、办事干练的官员有着本能的好感，这类人的代表就是王安石，而这类人往往是新法派的官员。司马光曾为宋神宗讲述《资治通鉴》，提到苏秦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韩魏齐楚。宋神宗不禁赞叹：“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司马光见起了反效果，后来又连补了几个口舌之人误事的典故。

这样一位君主，能在王安石的争辩中获得难以言喻的快意和满足感，这种智识上的鏖战，让他感到阵阵亢奋。因此，他对言词冒犯的容忍度极高，作者就说好比一个寻常喜好骂战的人，遇到几句泼辣的冒犯，大概不会动辄挥拳或拔刀相向的。一个与群臣说话总感觉鸡同鸭讲的君主遇到王安石这样自信又能说的人，也让他的精神感到振奋。

王安石的“强辩”炒股配资咨询，“强”塑造出了王安石“拗相公”的形象，但是他的强来自宋神宗的默许，之所以会默许，是宋神宗能在“辩”中体验智识的乐趣，在所谓的常识之外，领略到另一种逻辑的快乐。所以，王安石的“强辩”特质，也是由宋神宗和北宋政治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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